编者按：停战前夕的1945年春，在名门大学医学部实施的那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实验手术”中，八名美军俘虏被杀。当时，身为医学部第一外科副教授的鸟巢太郎，拒绝参与活体实验手术。四次手术中他只参加了前两次（准确地说是一次半）。但他却在战后的“横滨裁判”中以主谋之一的身份被判处死刑。鸟巢苦闷至极，最终无奈接受了死亡的命运。此时，鸟巢的妻子蕗子排除万难，为夫申请再审查，最后为其赢得了减刑。本书作者——鸟巢的侄女，基于庞大的战犯审判记录和不为人知的再审查资料以及亲人的证词，揭开了此前难言的真相。
日本全境，都已暴露在美国的空袭之下。当时，日军已经丧失制空权，美军则开始动用携带大量燃烧弹的飞机低空飞行，专门实施不间断的持续空袭。
1945年(昭和20年)5月5日，晴空万里。对福冈县久留米市郊外的太刀洗机场实施空袭后返航的美机编队，遭到日军战斗机的追击。缠斗从熊本县域一直持续到大分县的竹田地区。一名年仅十九岁的少年航空兵，驾驶“紫电改”型战机，紧咬位于美机编队末尾的一架B-29式轰炸机不放，亡命般拼命攻击，虽然最终这架“紫电改”型战斗机被美军击中，起火坠毁，但被其攻击的B-29的引擎部分也已中弹开始燃烧。
B-29坠落过程中，十一名机组成员(一说十二名，机长无法准确回忆起具体人数)相继跳伞，机长最后下令弃机求生。这些飞行员跳伞后的着陆地点极为分散，范围涵盖阿苏山麓、熊本县及横跨大分县的广阔地域。对此情景，山中村民看得一清二楚。各地巡警及村长，开始率领青壮男子，手持猎枪、日本刀乃至镰刀铁锹，向美军飞行员的着陆地点进发。
这两名飞行员的遗体，在村公所门口曝尸一晚。有目击者回忆，当时，围观的村民中突然挤出一位老妇人，一边喊着“为我儿子报仇”，一边用手里握着的青竹不停击打美军尸体，直到自己筋疲力尽，动弹不得才罢手。随后，村民将死者身上的衣服扒光，草草埋在山中。大概，这是因为当时衣服、军靴还都算得上是贵重品的缘故。
随着B-29空袭日渐频繁，遭击落被俘的美军飞行员人数不断增加，以至于东京的战俘收容所人满为患。因此，才会要求只将掌握情报的官兵递解进京，而将剩下的美军战俘“适当处置”，也就是说处决了事。
实际决定如何“适当处置”美军战俘一事，隶属于西部军参谋佐藤吉直大佐的职权范围。本来，要对战俘进行军律审判(类似于军法审判)，以确定被告属于一般战俘，还是所谓“战时特别犯罪人”。一般战俘被送往战俘营，如果是战犯，则需要定罪处罚。但日军不经军律审判，就对战俘处刑的情形屡见不鲜。所谓处刑，基本上就是枪决、绞刑而已。
小森于1931年(昭和6年)毕业于九州大学，随后就职于九大第一外科。不久，他就跳槽去了当时福冈屈指可数的外科医院——宫城外科医院。后来，小森接到军方征召，先后被分配到位于大分以及小仓地区的陆军医院服务。当时，日本西部军亟需设施完善的外科医院，遂盯上了宫城外科医院，并趁着该院院长宫城顺博士去世这一“天赐良机”，出手收购了宫城外科医院，将其更名为“偕行社医院”，专门为日本陆军军官提供医疗服务。凭着曾在宫城外科医院的工作经历，小森得到拔擢，破格升任副院长一职，实际把持偕行社医院的管理大权。
从九大相关人士的证言来看，小森绝对算得上恶魔般的存在。但或许这只是辩护方认为“死无对证”，索性就让他背全部黑锅的辩护方针使然。小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似乎已永远沉入暗黑的深渊，甚至连他是否婚娶，都无从得知。
然而，战时在大分的陆军医院曾经和小森共事过的浅原尤己，却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证言。浅原尤己的父亲，是曾经作为无产主义政党代表担任日本国会议员的浅原健三。虽然遭到东条英机的排挤，被迫流落至上海定居，但暗地里，浅原健三在北九州地区依然保持着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即便其当时尚未出嫁的女儿被动员至工厂劳动，浅原家的势力还是足以让浅原尤己以陆军医院工作人员的身份享受军属的待遇，免遭征兵。
当时，在小森主治的伤病员中，有一位自南方前线送回的士兵。该人因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身体极度衰弱，以至于必须对其慎重用药。小森考虑到病人的身体状况，特地增加了投药次数，同时减少每次用药量FH体育。在他的努力下，这位伤兵好不容易有所恢复。有一次小森碰巧需要出差，于是特地拜托自己的上级、副院长太田，一定要严格遵照自己对该伤兵所开处方用药。然而，太田副院长却言而无信，要求女护士像对普通病人那样，对该伤兵一次性施药。护士虽然深感不安，但对副院长的命令，只能绝对服从。伤兵的病情立马恶化。
当时，九大医学部应军方要求，正在开展所谓“代用血”的研究。同一时期，在战场或空袭现场，出现了大量身负重伤，因失血过多而濒临死亡的患者。如果能够对伤者注入代用血，确保血压稳定，可以为其争取更多时间等待接受真正的输血治疗。因此，这项研究显得极为必要。而石山领导的第一外科，则正在尝试使用博多湾的海水进行代用血的开发。随着本土决战迫在眉睫，紧急代用血的实用化已刻不容缓。虽然为此必须开展全面实验，但却面临极大的难题。当时的日本，FH体育已经陷入动物实验原材料严重匮乏的窘境。除此之外，说到人体实验，石山教授也刚刚开始进行第二例而已，远未达到充分完善的程度。更何况，围绕代用血问题的研究开发，石山教授与第二外科的友田正信教授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后者主张使用氨基酸作为代用血的原料。
“在这个非常时期，很多年富力强的人因为肺病或癌症倒下，很多本应奔赴战场的年轻人病死在榻榻米上。这可是国家的损失呦。为什么没有根治的办法？这才是我们这些医生的使命！”
根据上坂冬子所著《活体解剖——九州大学医学部事件》一书的记载，4月的某一天，佐藤与小森就如何处置羁押在西部军看守所里的战俘问题，有过一次交谈。小森表示：“因为想把战俘带到九大，能否把这些人交给我。”听到这话，佐藤心里嘀咕小森是不是想进行活体实验，但随即回答道：“好啊，随你便。”既然小森想尽快实施活体实验，就给他这个机会好了。FH体育后来接受审判时，佐藤曾主张：“我反对活体实验手术。但好像所有事情小森见习士官都可以获得上峰的批准。因此我能做的，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但也有与此截然不同的说法。根据东野利夫所著《污名》一书，5月9日，小森设酒款待佐藤参谋，后者提出希望将战俘用于医学目的的请求。小森看这是大佐这一级别高官的命令，不敢忤逆，虽然内心挣扎，但还是应承了下来。起初，小森试图将战俘带到自己的朋友——佐田外科医院院长佐田正人那里，但遭到拒绝，没办法只好前往自己的母校，求助于石山教授。
如此一来，主谋者非佐藤大佐莫属。小森见习士官去九大之前曾试图说服佐田院长的事实，得到了出庭作证的佐田的证实。这样一来，如果说最开始就考虑在九大实施活体实验手术，就显得极不自然。另外，石山教授自杀时所留遗书清清楚楚地留有“军方的命令”这一记载。因此也有可能是小森接到大佐所提出的“处置”战俘的要求，困扰不已，和佐田商量碰壁后，只好求助于自己的母校。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合理的解释就只能是佐藤大佐一心设法推卸责任，将主犯的帽子扣在已死的小森见习士官及石山教授身上，强调自己不过是从犯而已。
有日本西部军的人士作证说：“九大的石山教授，通过小森，向军方请求移交战俘供其用于医学研究，佐藤大佐对此知情。”当然可以将此视为军方逃避责任的一种说辞，但从石山教授参与手术的方式来看，认为此举仅仅是迫于军方不得已而为之的看法，就显得颇为不可思议。相反，看起来更像是他为自己的研究而展开的全方位实验。石山基于贪欲，意图借此磨炼自己的医技，同时也让弟子们有机会大胆尝试。
据作者本人推测，或许这一想法正是出于石山本人。在患者身上进行海水注射实验但并未取得多大成果的石山，是不是向小森透露过希望获得更好的实验材料的想法？而死忠于石山的小森，又会不会是听从石山之命而为之？对于4月份小森与佐藤之间就移交战俘达成一致一事，石山理应知情。如此一来，只需要看看这一时间段的经过，有些事情自然就会浮出水面。
与实验手术相关的文件材料全部都被西部军及九大方面销毁，因此，具体的时间，只能通过证言中对于特定事件的描述加以确定。但是，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两处无法确定的日期。其一，即为西村讲师的送别会日期。当天，石山预告了要用战俘做实验一事。其二，如后所述，即为佐藤参谋为参加手术的医院人员举行慰问宴会的日期。作者认为，案件辩护方很可能对上述两处日期，故意进行了模糊化处理。
但，西村讲师送别会的召开日期，就是5月7日。对此，不仅有西村讲师自己的证言证明，1948年(昭和23年)7月19日，森良雄讲师在法庭上的供述亦是如此。除此之外，鸟巣在自己的再审请愿书中，也提到了7日这个日子。他因为前一天，即6日接到母亲病倒的电报，于7日早上赶回老家，因此无法参加这一送别会。本来应当参加送别会的当口，却因为给母亲看病而缺席，这一经历给鸟巣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了究竟在哪进行实验手术。石山并未考虑在第一外科实施上述手术。根据平山等人的供述，当时第一外科收治了大量空袭中受伤的患者，如果让这些人看到美军战俘，不知道会引发多大的骚动，因此没办法在这里进行实验手术，但可以认定，在这一时间点，还是存在忌惮他人了解真相的意识。为了避人耳目，使用市内九大的关系医院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鸟巣的证言显示，石山教授在九大以外的其他医院进行手术，本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本文摘自《九州大学活体解剖事件：七十年后的真相》，[日]熊野以素 著，李立丰、宋婷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2月版